来源： Duing-冬忆个人博客
午夜思回，动手整理书架，结果忙到天亮。在疲惫中回想，当年在外婆家阁楼上昏黄灯光下养成的阅读习惯，二十多年热情从未冷，已然成为我的“个人风尚”。童年时母亲对我缺乏毅力的批评与提醒，我用二十多年的坚持与努力回应，母亲应为对我的教育而自豪吧。我的书架排列了近十年来的阅读史，难说是智力的探险，却是个人思想的历险。



（今年夏天书房阳台上夕阳的反光，仿佛十年前探寻的那一抹亮光。）

哈耶克和波普尔教我如何理解身处的时代背景，刘易斯科塞教会我作为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在保罗肯尼迪和斯塔夫里阿诺斯的笔下，我理解了现代文明的形成历程，汤因比、亨廷顿、萨义德、福山教我不同世界的不同观念，包容心的博大与否取决于他的视野，时代生活出版集团二十四卷《人类文明史》中，遍及全球的数百位历史学者用自己的笔触证明了这种认识论，克伦茨在对1989年夏天的回忆中，描绘我们身处世界巨变的转折时刻，吉诺维耶夫向我讲述苏共的悲剧，在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我理解了计划经济没落的根源，萨缪尔森不断更新的经济学教科书，更是提供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比较与过渡记录，让我理解我们正在穿越的经济转型时代。那几格书架，是我在穿越黑暗寻找光亮过程中的智力阶梯。就像永远回不去的二十岁一样，我在人生最珍贵的时刻遭遇了他们，伟大作者的智力贡献值得我终身感激。

麦克卢汉教我理解媒介，媒介就是火星人马丁叔叔脑袋上的天线，是人的意志的延伸，是使世界变得小而拥挤的本源。普利策、克朗凯特、法拉奇用自己的故事为我讲述作为新闻人的意志与意识形态，埃默里用心写作《美国新闻史》，讲述现代新闻业如何形成，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美联社、芝加哥论坛报和CBS的编辑、主播和记者们以自己的亲历描绘媒介的偏见以及对大众认知的影响，威廉阿伦斯和克莱普纳教授了我广告学，曼彻斯特用《光荣与梦想》解释新闻如何被重写成历史，哈伯斯塔姆更是反思了被过度集权的现代媒介，我对现代传播的认识开始丰润，开始让我拥有独立的视野，使我曾经也拥有过成为媒体人的梦想，教我如何学习观察与写作。

是萨缪尔森带我进入经济学的世界，斯蒂格利茨教我认知转型时代的经济学背景，曼昆以深入浅出的笔触为我归纳了经济学的要义笔记，斯密、马歇尔、凯恩斯、弗里德曼缓缓为我展开人类经济社会运行的美妙画卷，熊彼得、巴克豪斯、斯考森串联了经济学思想史的珍珠，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大师们的观点和凡伯伦、加尔布雷斯、弗农史密斯这样富有个性的经济学家故事打动了我的心，最终把一个学习自然科学、像纳博科夫那样热爱昆虫的孩子，带入了全然陌生的真实世界，十年过去了，我在这条路上渐行渐远。

阅读的故事，一夜写不完。经历了彷徨、挫折、失败、艰难和辛酸，从关注宏观的、抽象的、观念的、外部的世界，到审视微观的、具体的、身边的、内心的感受，从头上的星空到内心的道德律令，从唯物到唯心，十年是一个轮回，从空中缓缓降落，双脚踏了地，在黎明之前，穿越了二十一格书架之后，整饬鞋履，重新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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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正是天堂
2003

1969年，67岁的卡尔·波普尔开始回顾自己的年轻时代。《无尽的探索》展开了他心智成长之旅，在洋溢着羞涩与谦和的无限深情中，卡尔·波普尔描述了自己经历过的17岁时茫然失措的那段时光。50年后重历性的反顾令他庆幸，对于科学和哲学的双重兴趣使他走上了康德式的冥想之路。1992年，这位已经对全球化进程产生广泛影响的开放社会最著名的斗士依然保持乐观积极的工作态度，他对自己选择的道路充溢了纵贯一生的持久热情。

在修昔底德光辉的照耀下，1914年8月，26岁的牛津大学教师阿诺德·汤因比踏上了去往近东的火车，在无法听懂的异国语言的喧嚣里，逐步构思《历史研究》的筐架。在漫长的1920年到1972年之间，阿诺德·汤因比为了完成这个构思作了长达52年的努力。而整部著作则以童年时代爱好的回忆作为开篇。今天，汤因比的文明史观已经深刻影响了包括塞缪尔·亨廷顿、弗朗西斯·福山和爱德华·W·萨义德在内的知识分子世界。而他们则正肩负理念人使命建设性地通过舆论对21世纪的人类进程产生深远影响。

长大了以后做什么？坐在电视前，一次对话节目正在进行，维亚康姆（VIRCOM）78岁的CEO萨姆·雷石东深深地吸引了我。因为这个掌握着全球第二大娱乐传媒的老头坚持宣称自己永远25岁。78岁的年轻人告诉人们他喜欢洛杉矶的美妙早晨，喜欢每天接受新的挑战，他是因为工作而年轻。我是在了解了他重返青春期的经历才喜欢上他的：1979年波士顿一家酒店的火灾使56岁的他全身80%的皮肤被灼伤，近百人在同一场大火中丧生，他却幸运地活了下来。他的右手已经永远残疾了，但是心却开始年轻。“无论什么时候，什么灾难，你除了战胜它别无选择。”他总是这样和身边的人说。就在萨姆·雷石东浴火重生的这一年，我搭上了中国1970年代的末班车，2003年我已经25岁了，除了在维亚康姆的MTV频道中获得青春张扬的视觉体验外，我似乎还应该做些别的什么！也许只有我的老乡张忠谋可以在萨姆·雷石东以63岁高龄借款收购维亚康姆的经验中获得共鸣。曾经的文学青年张忠谋的行动早了萨姆·雷石东一年，1986年曾经任职于德州仪器和通用器材的他回到台湾，创办台积电。2001年，70岁的张忠谋成为《时代》周刊年度排名第十七位的全球最佳职业经理人。而今天的我却因为年轻而缺乏人生阅历。25岁，我显然正拥有着青春最显著的特征：迷惘。

卧室里的书架上码着整排的名人传记，我渴望在他人的青春经验中寻找被召感的榜样并获得某种隐秘的启迪。阅读成为年轻的我业余生活的主要方式。我渴望遭遇富有智性的文字来引导我的激情，我渴望将生命融入这个理性与非理性交互的年代，并试图把自己通过阅读获得的理念建设性地介绍他人。

因为大学时代以英国红衣主教亨利·纽曼划时代的《大学的理想》（The Ideal Of University）为行动指南，我坚信自己是经历20世纪晚期通才教育的一代。年轻的我曾经因为阅读马丁·迈耶的《大银行家》而激情洋溢。大学毕业的次年，我对自己的生活进行了反观，才发现自己在这个领域中，并没有那么多马斯洛式的自我实现愿望。所以，我寻求改变。

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而应该去做什么，必定是一件令人激动的事情！同样的激动情绪萨姆·雷石东和张忠谋是在人生过半的时候才体验到的，而卡尔·波普尔和阿诺德·汤因比则是在自己的年轻时代。

常常有许多伟大的身影飘荡在我的眼前。他们中许多人和我一样模糊了职业的概念。以写作为业的其中最著名的就有布拉格的天才弗朗兹·卡夫卡，他的真实身份是波西米亚王国工人意外事故保险所职员。只有在黄金城静谧的夜空下，卡夫卡的写作才属于全世界的年轻人。这个敏感而常常在父亲面前流露胆怯的青年的写作，现在正在使全世界的孩子汲取教训和营养——由阅读感知而超越：包括中国年轻的一代——必须摆脱父权和身边平庸范式的影响，提前成为拥有古罗马英雄气质的成年人。

毫无疑问，寻找偶像来塑造自己的生活是年轻人的本能。17岁离家出走、孤身来到费城寻找自己生活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就这样出现在我的视野中。这个初来费城就到处寻找三便士一个廉价面包以填饱肚子的少年，到了1728年，他就收购了在美国新闻史早期留有重要地位的宾夕法尼亚公报，那时他才23岁，比现在的我还年轻。富兰克林如此幸运，在旅行航程中因为随身携带了许多书籍而受到同船的州长的关注，他生活的年代正在构建美国最初的人文精神，时代风尚如此令人神往：知识受到广泛的崇尚。坐在阳台上，我没有在意闪烁在我眼前温瑞塘河夕阳的反光，我在如饥似渴的快速翻阅富兰克林那本著名的《自传》，从而验证在《美国新闻史》中载述的有关年轻的富兰克林的故事。我看到了历史上最早的美国精神的范例：出身贫寒，个人奋斗，最终获得显赫的名声。他是美国独立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同时还是著名的作家、政治家、外交家、实业家和发明家，但是他的成功的足迹开始于少年时代的写作：他对于书籍的强烈爱好使他的父亲知道没有必要让他子承父业的成为一名肥皂商人，而把他送到他的哥哥詹姆士·富兰克林的印刷厂里当一名印刷工，16岁时就在哥哥办的美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二份报纸《新英格兰报》上匿名发表文章。而这些文章，使得当时聚集在波士顿的新英格兰地区美国精英知识分子十分惊讶，他们无法猜测作者的年龄与阅历。这些文字载述了一个试图以知识和修养为征服武器的年轻人对于世界的广泛热情，以及对于生活体验的全新认识。许多年以后，经过整理，这些思想成为了美国精神的集中阐释而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期的价值观产生了深远影响。

阅读的经验使我认定，写作显然不只是一种用笔或敲击键盘排列文字以获得与读者共鸣的精神愉悦与美感的行为。离开大学以后，我对常识性地攻击早就树立在那里的显眼标靶不再感兴趣。我坚定的认为写作是一种智性的表达，尤其是年轻人的写作，它展现的理应是一种独立的思想：对于现实世界的广泛关注和建设性的主张。试图通过表达一种理念来影响他人的渴望才是这种富有智性的写作的动力。

类似与富兰克林的故事也发生在200年后的中国，为了实现伟大的社会变革，毛泽东认为需要真正了解中国国情，他组织了中国湖南学生留法勤工俭学，但是自己却选择了不离开中国。他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他要了解中国，并且要将自己通过阅读获得的思想与少年中国的一代进行交流，并在期间产生影响。毛泽东是1918年10月14日成立的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的学员，他获得了为期半年的学员结业证书。26岁的毛泽东回到长沙，1919年7月14日开始，在46天的时间里他写作和编辑了五期影响深远的《湘江评论》，他把自己融入了中国激情洋溢的时代。那时的巴黎左岸正流动着浪荡的气息，那是海明威《流动的圣节》里记述的巴黎，也是周恩来、邓小平们生活过的巴黎。他把最珍贵的青春留在了中国。许多年后，在延安接受埃德加·斯诺和玛格丽特·史沫特莱采访的时候，富有诗人气质的毛泽东不自觉地对西方现代文明流露出景仰。而他身上洋溢的中国诗人的豪放气息则和来自法国的其他中共领导人的浪漫主义气质交相辉映。我在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中找到了那个长发的毛泽东，那个到了中年依然保持“总是到中午的时候才起床”的习惯的毛泽东。他们在延河边的小草坪上建起了简易的网球场，而把陕北农村建设成了一个干净整洁的自由民主精神的乌托邦。毛泽东的气质也许还影响了1960年代的法国青年，但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时，中年毛泽东向西方记者表达了自己的某种苦闷：他太需要对自己的独立思考在更大的环境中作清晰的客观定位。正如定居瑞士后的晚年斯诺在回忆录中指出的那样，那时的毛泽东对全球形势有着广泛的了解。他那种敏锐的观察力来自于年轻时代的锻炼和对世界的热忱。而毛泽东则在与斯诺的交流中不断地反顾自己年少时对于西方文化的学习。尽管回忆过往令人忧伤，但他还是在交流中获得了对自身年轻时代阅读和写作的肯定。

幸运的是今天我们拥有了互联网，而面对的则是一个全球化兴起的年代。我们可以通过鼠标的点击轻松获得80年前伟大的改变中国命运的先驱们才拥有的视野。而且，1970年代出生的我们正年轻。

出现在我们视野中的那么多伟大人物鼓舞着今天的我们。在对理性、对思想习惯、对理想主义引导的激情保持深刻敬意的同时，我也开始渴望发出自己的声音，能在写作中体验思考的快乐是我持续这项工作的动力。我也渴望通过写作将自己阅读获得的智性的一面表达出来，与他人共享。并且试图引导这个资讯泛滥的时代年轻人的视野，发掘在被物欲化的社会埋没的美感和价值观。我想告诉所有人，时代风尚会改变，但是人类共有的永恒的价值观不会改变，值得我们把他保留下来的东西有很多，其中包括年轻人寻找自己的道路的方式，它往往是伟大事件的开端。

年轻正是天堂。
我选择了自己年轻时的道路，我选择写作。有了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肯定，我就敢向任何人描述自我标榜的理想主义情绪。爱尔兰人威廉·勃特勒·叶芝与我一样深有体会：在年轻时代所有说谎的岁月里，我把我的枝和叶在阳光里招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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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是一场看不见的战争
2005

我们很难不被同龄人中的佼佼者所吸引，无论他们生活在我们的时代，还是在历史深处。当现实生活中开始缺乏合适的竞争对手，那么假想敌就将穿越时空，通过各种各样的媒介侵入我们的内心世界。没有交流的孤独感令人难以忍受，这种没有方向的空旷孤独感，会侵蚀一个人成长时期的意志，最终使他向命运低头。没有抵抗就没有战争，也就无所谓胜利和成功，就不会享受到它们带来的喜悦，而获得这些喜悦带来短暂快感的渴望，支撑了绝大多数人的精神世界。一个人成长的全部际遇，就在挑战并战胜种种不顺利。一个人的成长，是一场接一场看不见的战争。

Angela在短信里说，小时候渴望成为一名昆虫学家的28岁的芮成钢成为了历史上最年轻的“耶鲁世界学者”，他将以6个月的时间，向耶鲁大学的本科生讲授一个将令他们“魂牵梦萦”的中国故事。他将“让他们看到中国的青年一代其实非常的国际化，有着很好的品味和判断力，会思考，心胸豁达，眼光也很长远，是和他们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被Angela评价为“央视独一无二的人才”的芮成钢，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在家庭老师的帮助下开始学习英语，由于受到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的父亲书架上那些外文戏剧名著的诱惑，而开始对英语使劲。2001年，他成为了“全球明日精英”，2002年在美国美中关系委员会发起的第一届“美中杰出青年论坛”上当选为第一批“美中杰出青年”，同年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和欧盟宝马基金会联合举行的第一届中欧杰出青年论坛上被选为“中欧杰出青年”，有着国际经济专业背景的他，作为CCTV9的双语记者，在几年中采访了200多位全球政治与经济领袖。而今觉得“最欠缺的是静下心来一个人钻研一些事情的决心和毅力。”

陷入成长平台期的许知远的感受，我似乎更能理解。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已经在我的床头停留了整整一个月。7月11日出版的《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上，许知远以《墓地里的不朽战斗》为题写下了对布鲁姆和《西方正典》个人感的阅读体验。我还记得2002年时，在一个BBS上现在正在被证明是最为出色的同事之一的柳建飞在认识我之前对我的评价，他说我和许知远一样，文章中从来不缺乏自以为是和卖弄性的表达，甚至和鲁迅一样敢开书单。我曾经为他的客观评价而脸红，很长时间里陷入反思。于是我举例大学同学中的佼佼者，表明“影响是相互的”。“影响是相互的”，许知远在《墓地里的不朽战斗》中用哈罗德·布鲁姆在1970年代创造的“Influence of anxiety”（影响的焦虑）一词作了更详细的阐述。

在张爱玲“出名要乘早”的鼓励下，渴望代言“1970一代”的许知远不顾后果的提高写作效率，在200个星期中写下150万字，而今承认“培养了一个糟糕的能力，很少阅读原著，二手资料变成养分来源，依靠书评、前言、后记来撰写文章变成了我的习惯”。在我的大学时期，由于坚信“年轻与深邃并非矛盾”，我也无所顾忌的全力加快了写作的进程，结果让很多不相识的同学老师认定我的名字不是属于一个有所阅历的年长的研究生就是属于一名教师的，然后在认识我时表现出一种难以描述的惊奇。我得承认，这种感觉给过我短暂的优越感，但那些思想全部都不是我自己的，钱钟书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全力阅读他的作品集，努力从每个具有庞杂思想体系的人物那里汲取自己需要的写作元素，以便把自己装扮得更深邃。专著语言太古奥生涩，于是我又从余光中和余秋雨那里借鉴写作方法。接下来，我就完全不象一个学植物保护的学生，身份错位了，宣传部的老师和校报的编辑们除了让我采访自然科学领域的海归学者以外，开始把本该分派给中文系和新闻系学生记者的任务也分派给我，他们认定我有更好的沟通能力，对文学内外的事物有超越年龄和学业背景的理解，我就成为了新闻社里最忙碌的一个。但我最终没有成为一名记者，老师们对我的选择充满惋惜和遗憾。大学毕业后，当我投身金融业，我对自己的大学里浪费的时间感到遗憾。我的母亲鼓励我说，如果你没有经历你那够失败的大学，你就不会成长到今天。

“影响的焦虑”，当我们能够客观的反省时，是不是就意味着开始了一场不无艰巨的思想独立战争？“每个年轻人心里都有一块墓地，上面铭刻着一千位已故艺术家的名字。但其中有正式户口的仅仅是少数强有力而且往往水火不相容的鬼魂。”许知远模糊的引述马尔罗的观点，开始他喋喋不休的陈述。“游荡在我的那块墓地上无疑都是孤魂野鬼，他们大多是二流、三流乃至四流的角色，他们在我的身体里争吵，扭打，偶尔达成暂时的和平协议。很多时候，他们毫不理会我的存在，当我思考时，他们总是乐于提供自己的见解，当我想表达时，他们就不由分说地从我的喉咙里冲出来。他们的存在，一直令我矛盾重重，一些时候，我被沮丧所包围，因为眼看着我的头脑变成别人的跑马场（连这句话也是叔本华所说的），爱默生的警告让我惴惴不安：这些在图书馆里研究西塞罗的年轻人忘记了，西塞罗正是在这个年纪写出了这些作品。另一些时候，我又被鼓舞，博尔赫斯说所有的作家都在完成同一本书，本雅明愿意倾毕生之力写一本‘完全用引语构成的伟大作品”。钱钟书的《管锥编》基本上就是本雅明说的这样一部作品。我相信钱钟书一定让很多人因为阅读他的作品望而怯步。而哈罗德·布鲁姆对经典的细致阅读则让取巧的年轻人显得肤浅、急躁不堪、脸红心跳。

在我已经经历的16年课堂教育的个人历史中，我从来没有想过哪里要去应用它们，有过的运用的经验如此单一，那就是写作，那事实上就是新闻记者和文学家的工作，结果造成了我在一个时期学习上的取巧。当我开始在2000年的秋天阅读保罗·萨缪尔森的16版《经济学》，我慢慢意识到学习的意义，并不在于讲述，而在于对现实的指导。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说，后辈以为是原创的新理论，往往能在前辈经济学家的废纸箩里找到。写作的意义在我心中开始消失了，原创值得拥有那么高的地位吗？参加工作四年以后的今天，如果有人问我，这四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想我会脱口而出，我开始懂得了学以致用，并不断进行反思。我相信那是一个人面对成长困境的最好武器，能够带领我们赢得每一步成长的战争。14岁那一年，我的语文老师曾经告诉我，你要在生活中学会学习，在学习中学会学习，在与人交往中学会学习。其实我并不象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早熟，我花了10年时间才达到老师的要求，耗费的时间不可谓不漫长。

有知识的、缺乏反省能力和习惯的人们需要不断励志，需要通过外部的刺激获得激励，随着社会竞争的日益加剧，励志慢慢变成了一种社会群体性的需要。我们这一代的精英群体，少年时在老师那里或者在《读者》杂志、《心灵鸡汤》和刘墉、毕淑敏这样的作家那里获得心理暗示，在成长的关键时期，很幸运的在与那些在各个领域中取得成功的长辈的短暂接触（如采访）过程中获得启示，到了心智成长到渴望独立的年龄，发现即将面临的深渊是一个楷模的断层，榜样消失了，我们需要自己寻找适合自己的道路，让少年时代的理想落地生根。许知远和芮成钢一样采访过为数可观的“全球化精英”，但是现在同样也面临着独立寻找个人道路的困境。摆脱媒体职业因素带来的那些急功近利的诱惑，对我来说不知道算不算一场心智战争的胜利。

在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延续到现在，我一直在阅读别人的传记。我特别关注他们在我现在这个年龄的行为，在已有的历史上，最优秀的人群都不是特别早熟的，而早熟的人们往往在成年以后陷入困境。在一系列的伟大作家的名单中，自杀者不乏其人。我开始意识到过早的成长，背后有无限的危机。如果一个从来认为自己要强于他人的精英分子意识到自己成长的停滞，那接下来的就是危机的陷阱。如果一个人发现自己不可能再超越昨天的自己，发现成长停止了，人生的独幕剧过早的达到了高潮，接下来的只是一个可以预期的落幕，那生命之光就开始黯淡下去。与其那样，还不如放下急切的心情，享受一路风景，让人生的高潮水到渠成的结束在尾声。

布鲁姆在《西方正典》的结语里写道，伟大作品的理想读者，“即不是为轻松愉快而读书，也不是为了消除社会罪孽而读书，而是为了扩展其孤独的生存而读书”。他说，“莎士比亚或塞万提斯，荷马或但丁，乔叟或拉伯雷，阅读他们的真正作用是增进内在自我的成长。深入研究经典不会使人变好或变坏，也不会使公民变得更有用或更有害。心灵的自我对话本质上不是一种社会现实。西方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的死亡相遇。”对我来说，他已经说出了文学的全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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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阅读之名
2006

比之菲利普肖特的《MAO：a life》，哈佛东亚研究所研究员罗斯特里尔在《MAO：a biography》描述了更为翔实的故事细节和值得一读的分析评论。（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毛泽东是在什么时候接触西方思想的？他受到过哪些西方著作的影响？他是如何把西方的哲学思想嫁接到中国现实的？这三个问题一直是吸引我阅读不同版本毛泽东传记的原因。作为党史文献的与毛泽东阅读相关的著作，都是经过“政治上正确”的删改，毛泽东对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学习、研究及汲取，完全被马列恩的意识形态所屏蔽。从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到卡尔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少年毛泽东的立场因个人感受而变。当然，只要想想今日中国是距离现代西方文明更近，还是距离中国传统文明更近，我们就知道建立起现代中国的价值基础在哪里。毛泽东文集中的诸多观念，也是被李敖在北大演讲作为以子之矛的片段，都曾经真实的存在于中年毛泽东的价值观中，但那些最终在文革历程中成为“昨日印象”，也许是《资治通鉴》这样的传统政治智慧和斯大林的经验带来的负面作用。

向西而学，学得最好的竟然是学不好法文也没有留学西洋的毛泽东。（他终身都在学习英语，但没有学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建党初期的领导人，多从法国（周恩来）德国（朱德）和苏联（刘少奇）留学归来，当他们在工厂里勤工时，也许并没有太多的时间深入学习这个国家精英们的智力贡献。不断深入毛泽东成长的历险故事，就慢慢发现，改变当代中国的思想之源，即在青年毛泽东的脑海中浮现。毛泽东的反叛经验来自于对父亲的抗争。毛泽东之所以热衷阅读中国历史，更多的是从中汲取经验，面对未来。那个时代西方流行文化的智慧成为他改造中国的方法论，马克思的贡献在人类智力长河中只是20世纪的一片浪花，但它却在合适的时间，成了改变中国的合适工具。在长沙，毛泽东阅读了亚里士多德、霍布斯、边沁、柏拉图、康德、尼采和歌德。有整整半年的时间，这个从韶山冲出来的孩子泡在了湖南省立图书馆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象一头牛闯进了菜园。”在与发布告获得了三个半朋友交流时，他第一句话就是问“最近读什么书？”毛泽东认为“阅读就是探索。”

“阅读就是探索。”今天的我们正遭遇一个好时机，智力之门已经逐步开启，那些造就单面人的屏蔽制度，在经济挂帅的潮流中缓慢退却。今天，我们终于有机会通过阅读重新审视我们的智力成长史。而这个开放时代的风尚，在通讯方式的巨大变化中，潜移默化的发生着转变。不单单是中国，整个人类文明在20世纪的历程中，都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实验。在政治领域中，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实践。《哈耶克传》的作者阿兰艾伯斯坦不无嘲笑萨缪尔森在1988年版的《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引言，说人们以为计划经济行不通，苏联证明了其之可行，而且运行很好。的确，在经济领域中，全球都曾经把凯恩斯作为上帝的化身。国有化运动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风行，而英国和法国同样发生着。“和谐”是什么？和谐即是相安无事与和平共处。在志在了解未来中国走向（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将遭遇的中国）的阅读和学习中，我们似乎无法绕开朝圣山学社、阿克顿-托克维尔-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领衔的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影响。

只不过我们曾经是马克思的孩子，刻录在我们的思维方式的DNA中，计划的观念将强有力的延续一个漫长的时期，或许覆盖我们的有生之年。虽然自由主义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而风行，但毕竟“混合经济”和“人治和法制相结合”的折中主义才是我们时代的中国的潮流。世界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观念的时代风尚在左右摇摆。就象经济学研究不过是不断使用“供给—需求”模型分析各个事例，无论政治、经济，人类社会的观念和制度之争，就是寻找一个最佳的交点，仿佛道家的“太极”，儒家的“中庸”。凯恩斯使人类进一步了解了社会的运行，使人们有更多的机会避免重蹈1929-1933年的大萧条。人类对于“计划”的自得意满的态度，就象凯恩斯的自大那样。当我们翻开解哈耶克的智力成长史，我们这些马克思的孩子就将登上观念的彼岸。仿佛离开了庐山，回望庐山。

阅读经典的困惑，是较难打开历史的柴扉。眼下已经成为普通常识的观念，在作者写作时，还完全是一片新天地。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在他的时代引起了全球性的巨大反响。哈耶克批判了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潮流，预言了它的危机。但一直到20世纪的尾声，才成为基本的常识。对于凯恩斯，也只有在比较《货币论》与《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时，我们才能找到大萧条带给凯恩斯的影响。哈耶克的最后一本著作《致命的自负》，或许是今天正为价值观迷惘的中国青年最值得阅读的启蒙著作之一。他似乎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预见到了今天的我们的迷惘。

我们接受过系统的苏式教育。这种教育是一种典型的计划的产物。学校里并不想了解学生需要什么，而是按部就班根据中央教育委员会的计划进行教学。今天的中国大学无法培养出第一流的具有创造意识的学生，根源就在于此。往往，我们的教材是20年前首版的，最后一次改编也是在5年之前。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们本能的怀有一种历史情节，也就喜欢快乐的嘲笑美国没有历史，美国青年不懂得历史。我们的老师热衷的不是我们是否具有创造性，美国的孩子在课堂里讨论“未来会怎样”时，我们的孩子在背诵《马关条约》的细节。GOOGLE告诉员工，你有30%的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你可以去用工作的时间把你的梦想变成现实，公司为此买单。中国的政府雇员和国有大企业的职员，则在喝茶、聊天和翻阅报纸中等待下班时间的来临。西方的教育是鼓励孩子你可以去做什么，我们则告诉孩子们，你不可以做什么。

当我第一次看到平克弗洛伊德主演的阿兰派克（Alan Parker）执导的电影《迷墙》（the wall），就为里面生产香肠的那个情形而震惊。那不就是曾经在课堂里学习的我们吗？教育是我们智力生命的开端。好莱坞电影《神秘岛》讲一个生产克隆人作为医疗上的人体器官替代品的故事，最终克隆人觉醒，有了自我意识而进行反抗。苏式教育就是这部电影中的一个场景，向克隆人的大脑中输入固定程式记忆。其目的，是使克隆人易于被控制，无法产生自我觉知。这种固定程式的关键词里，包括了“国家、集体、牺牲、理想、道德、文化、纪律”和潜在的等级观念及秩序。那个发现真相的克隆人，就是好莱坞版的索尔仁尼琴。苏式教育为我们写入了智力生命的DNA。苏式教育的特征，集中体现在中学时的《思想品德》课程中。在这门课程中，我们由此而模糊地学习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精髓。使“劳动价值”和“二分法”深入人心。把资本主义指向倒入大海的牛奶。

而官员获得更多的物质资源，“享受”更好的“待遇”则成了共识，每一个官员都有对应的物质享受级别，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真相。由于法律制度的缺失，太子党们已成新兴权贵资本主义的代言人。“四大家族”和“蒋家王朝”在当代史教科书中还历历在目，“人民公仆”们享受了对应行政的物质待遇级别。把马命名为鹿，那么鹿在中国的语境中，它就是马。在这样的语境中，如“革命”一词就显得相当古怪，居于统治地位，还要革谁的命？无产阶级专政，如今看来，不过是继承了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功利主义学说。真正的自由，是在法制前提下，尊重每个人的选择，即便他是少数。当然，高度自由（市场）在短期意味着低效率，在长期则相反。高度集权（计划）在短期意味着高效率，在长期则意味着奴役。

表达需要系统的训练，很多成年人会发现，对某一个确定的事物，自己的表达往往不够准确。哈耶克是一个语言表达上的悲观主义者，他认为人类的认知能力有限，因此也永远不可能用语言表达清楚所有的个人认知。哈耶克本人在心理学研究方面体验了这种表达困境，他在《致命的自负》中，深入分析了语言表达的方式——如称私有产权为“资本主义”（在我党语境中其一直是一个贬义词）。这种创造性的意识形态的语境正是马克思的成功之处，很多出类拔萃的中国青年为此而难辩东西。

我们的上一代人从计划经济时代过来。因此，我们与上一代之间的代沟之大，只有五四那一代人与他们的父辈可以比拟。他们抗争封建，我们抗争计划。在任何人的成长过程中，都难免受到上一代人的影响。广义的遗传不仅仅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内容，也包括了价值观、习惯和生活方式。上一代人的价值观，还有国家残存的计划制度部分作为保障，因此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如果不听从他们的训诫，我们就无法获得成长的社会资源。要是无法接受高考制度而躲避高考，那意味着在现有体制中，他们需要比通过高考的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我们的父辈为老保工资保障他们的晚年生活而洋洋自得时，我们中的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社会保险很可能在老龄化中国成为一个国家无法负担的“庞氏骗局”。而老百姓看到房地产泡漠，以为自己可以躲避开，却不知道通货也正在高速膨胀，等待房价下跌的老百姓正和住在舒适新房里的人们一起为他们的房子买单。

也许，这一代人的意识独立大概与历史的进程同步，是前人不能预知的技术进步（如IT技术进步）为孕育了这种独立意识创造了条件。“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了大江南北”以来，到1989年苏联帝国崩塌和中国发生重大政治危机为止。如果一个孩子从6岁有记忆，从7岁开始接受教育，那么“文革后一代”的确切时间定义应该是1977-1983年之间的这一代人，他们成长在趋同的环境中，有彼此接近的共同意识和价值观。苏联的解体对中国的发展方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最近的出版物中如斯蒂格利茨、吴敬琏的分析和《寡头》、《世纪大拍卖》等这样的著作对比中和《再见，列宁》这样的电影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1989年那一代青年梦想中的“耐克鞋、有充裕的时间和女朋友一起泡在酒吧里、自由的谈论共同感兴趣的话题”都已经变成了现实。那一代激进的改革领袖所倡导的基层民主也已经蹒跚起步。不要抱怨进步的不够完美，其中有种种弊端。上帝创造的伊甸园，也是不完美的。想想20年前的生活方式吧。买任何东西都要排队，而且仅仅有钱是不够的，还要有肉票、粮票、油票、布票。苏联就这样被里根的星球大战打跨了。在萨缪尔森1948年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中，以黄油和大炮作为边际效应的分析举例，后来在我们学习过的《思想政治》课里也引入应用过。苏联为了获得大炮，而消耗掉了过多的本该用来生产黄油的资源。模仿苏联的另一个后遗症给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就是农村和城市的二元社会结构。在戈尔巴乔夫发动500天改革的前夕，农民不相信政府，因此把食物收割隐藏起来。由于政府知道农民的不信任，因此缺乏安全保障的城市必须囤积食物。由此建造巨大的仓库来把收购的食物储藏起来。莫斯科的仓库里藏了这个城市的居民一个月的食物。因此市民们吃到的东西永远都是一个月前进仓库的不新鲜的食品。只有那些有配给制保证的官员和售货员的亲戚朋友才能获得新鲜的食物。

哈耶克认为人类智力分布在不同的人之间，没有一个完美的哲学家可以拥有人类共有的最高智慧。柏拉图是错误的。法国大革命中知识分子的作为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都为之作了注解。人类通过计划统一生产和消费，谁来作出安排和决定，谁就会成为经济上的独裁者。要么就象那些前苏联超级市场里的售货员那样进行寻租。丘吉尔说“民主不是最好的政治方式，但在所有的政治方式中，民主是最不坏的。”政治上的民主相当于经济中市场，是不完美的，但从长远看，它在道德上是公平的。

苏联的农村为国家进行工业化建设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农村支持了城市的发展。农村无法获得国家的资源补助和供给，但他们同样是纳税人。中国的方式是进行城市化运动。在理论上，把人们集中起来，这样资源的利用效率会提高，国家的有限投入才会产生更大的效应。但城市化运动已经出现了不适应性。因为执政者建设和管理城市的能力并没有得到提高。而且中国那么庞大的人口，意味着到处出现超出西方经验的单个城市人口规模。在西方的一个小镇中可能生活着5万人口，但中国这样规模的小镇里也许要挤进30万人。

这是一个巨大的转折年代。凌志军以政治上正确的方式通过《变化》和《交锋》运用熟捻的威廉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中的新闻笔触记录下了这个时期的中国镜像。对于当代中国领导人来说，驾御这个时代即没有挑战，又具有巨大的挑战。没有挑战是因为中国有2000年的集权传统。眼下的中国，就像黄仁宇笔下的明代万历时期，是一种政治制度的顶峰。而挑战来自于驾御民主变革。毕竟，“时代已经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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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史
2003

小报记者们在忙碌地点击门户网站和google.com，搜寻可以填充报纸版面的内容。对于那些以传播八卦消息为业的“新闻人”，互联网就是天堂。当然我得承认，被互联网改变生活与工作方式的，还有徘徊在时代风尚里的我们。当我们偶尔借用汤因比的眼光纵观人类文明的进程，便会发现阅读是最为古老的消闲方式之一。《世说新语》里，顾千里视大雪封门裸体读经为人生至乐。如果把阅读当作一种娱乐，那么它也许是唯一不带有罪恶感的享受。

罗伯特·达恩顿在《拉姆雷特之吻》一书中提到，“阅读有其历史”，弗吉尼亚·吴尔芙认为，“阅读的欲望，就像其他排解心灵不悦的欲望一样，是能够解析的。”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加拿大籍作家阿尔维托·曼古埃尔以此为指南，写作了令人心醉的《阅读史》。阅读的历史由一个个有关阅读的逸事和思想的片段连缀而成。无数塑造了欧洲文明的“尘世过客”在书中闪过匆忙身影，他们中许多人的阅读姿态充满了神圣的气息，令人感慨。

在诸多方式的阅读中，仅仅定义于书籍的阅读可能是最为狭义的。《阅读史》中这么讲道：“阅读书页上的字母只是它的诸多面相之一。天文学家阅读一张不复存在的星星图；动物学家阅读森林中动物的痕迹；舞者阅读编舞者的记号法，而观众则阅读舞者在舞台上的动作；双亲阅读婴儿的表情，以察觉喜悦或好奇的讯息；中国的算命师阅读古代龟壳上的标记；情人在晚上盲目地阅读爱人的身体，在被窝底下；夏威夷渔夫将手插入海中以阅读海流；农夫阅读天空以测天气，这一切阅读都和书本的读者共享辩读与翻译符号的技巧。”在分析阅读书籍这种行为的优势时，阿尔维托·曼古埃尔认为，书籍总是和床联系在一起，这种阅读方式带来的舒适感是决定性的因素。《阅读史》中所出现的图片形象的说明了这一点：1024年去世的亚奎丹的艾利诺王后为自己塑造了永恒的阅读，她的石雕像就刻在她的墓盖上，她平躺在床上，双手捧着书。在影印于13世纪的一本法文手抄本书籍的装饰画中，我们看到一名僧侣坐在床上阅读书籍，在寒冷的冬夜。而1429年7月在圣女贞德的帮助下登上法国王位的查理七世，他以拥有900册藏书而闻名欧洲。在漫长的中世纪，书籍是财富和优雅情趣的代名词，而阅读书籍则是僧侣和贵族们才拥有的特权。

在阅读史上，尽管扑朔迷离的故事浩如烟海，1455年却非同寻常。这一年，古登堡发明具有实用价值的印刷术。发端于13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在古登堡发明的推动下在15世纪中叶开始兴起。他的发明带来的后果，是唤醒了民众的觉醒。《巴黎圣母院》里，维多克·雨果通过对钟楼怪人卡西莫多的描述清晰地再现了古登堡印刷术的神奇：阅读令容貌丑陋的卡西莫多拥有了超越于时代的精神气质，使他的灵魂与吉普塞女郎艾斯美拉达一样富有美感。贵族恐慌人们进行阅读，因为阅读启迪智性，使人们对旧有的制度产生怀疑，从而动摇中世纪千年基督教文明的基石。

20世纪以降，人们通过阅读获得信息的基本方式已经改变，在互联网出现前，影响最为重大的莫过于电视。具有独立思想习惯的人们对影视传媒替代传统阅读表示担忧，他们中包括了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也包括了苹果电脑公司的创始人史提夫·乔布斯。理由似乎只有一个，书籍带给人们以思考的时间，因为阅读不总是连贯的，阅读者随时都可以停下来，可以拿笔在书籍的边缘写点什么。电视却不能这样，它的过程是连贯的，而且视觉画面填充了人们想象的空间，日积月累，这种方式伤害人们思维的能力，进而影响创造力。而今，传媒世界的商业领袖发现了这个症结。默多克旗下的英国天空电视台已经开始了互动电视的实践，你可以随时停下来，然后在你认为适当的时间点播你希望看到的内容。比尔·盖茨则带着微软并不高明的“维纳斯计划”来到中国，试图直接争取商业世界最后的大市场。

现在，微软中国研究院正在和硅谷卡莉·菲奥莉娜领导的新惠普、史提夫·乔布斯领导苹果电脑比赛研发能力和速度，他们都在努力从液晶技术中开拓新空间。在不远的将来，或许纸张会被柔软超薄的液晶显示器代替。与书籍一样，它也同样可以随身携带，而且内容更多的资讯，更轻便。

当代替纸媒的新技术还在襁褓之中，如果让我们重温与阅读有关的技术革命史，有一点值得我们感恩和肯定：与发明印刷术的古登堡相比，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丝毫不显得逊色，李也应该获得划时代的荣誉。这个容易害羞的英国人在1989年发明了万维网技术（www,World Wide Web）。短短的13年之后，整个人类文明的成就便已经以超文本链接的方式架构到万维网之中。他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改变了人们获得知识和资讯的方式。同时，无数的年轻人在互联网虚拟的感性体验中获得快速成长的机会。阅读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对经验世界的一种回顾性的体验。通过网上冲浪的历练，现在，以宽泛领域的学识判断一个人的年龄已经相当困难。

就象1990年代的硅谷技术才俊们所鼓吹的那样，如今年轻人正在影响成年人的思维，硅谷的技术英雄如发明“马赛克”互联网浏览器的马克·安德森，他们充分展示才华的年龄已经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时代差不多。在我看来，青年是否拥有足够的机会展示才华往往表明一个时代对于创造力的宽容与推崇，而伟大时代的成因与这种创造力息息相关。创造力的始源在于对人类文明成就的汲取，阅读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方式。现在，互联网打开了资讯和知识的瓶颈，在开放的平台上，人们获得同等的学习机会，勤奋阅读，正在造就互联网兴起时期“知道主义的一代”。

147年以前，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超验主义作家亨利·梭罗流连在康科德小镇的瓦尔登湖畔，号召年轻人把清晨的美妙时光献给《伊力亚特》和《圣经》。如今，我们总是在清晨起床时先本能地打开计算机，在YAHOO！上搜寻最新的资讯，然后才开始新的一天。

与阿尔维托·曼古埃尔描述的古罗马时期的阅读者不同，今天的人们可能更加注重阅读的效率，时代已经不一样。200多年前，《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一方面鼓吹社会分工带来的全社会的经济效益，一方面又对分工带来的人的整体素质和广泛能力的弱化忧心忡忡。网络阅读正在改变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知识结构的单一化倾向。

书籍沿着时光流逝的道路流传，它们经历了不同时代价值观的苛刻历练，而为不同时代的人们所阅读。当你懒洋洋地躺在床上，空气里充满乔治·威斯顿琴声，在卡斯诺泡沫咖啡的香氛里翻开书页，享受阅读时光，思绪游移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智性张扬，那该是多么美妙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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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星空下
2000

我读过余光中三十六岁时写的《逍遥游》，受他之邀，曾经在异时异地的同一片星空下与他“并观神话之墟”，那个夏天，我十八岁。自那以后我就很喜欢以简单的生命历程为舟，承载大师古典之余绪，学列子作御风而行的逍遥游。常常在万籁俱寂的时候走到夜空下，黙然面对大罗盘的星空，在亿兆部落光族的烁闪里“蝉蜕蝶化，遗忘不快的自己”。自以为是酒醉的东坡，作不羁的舟子溯太白眼里落九天的银河而上，击楫华夏文明的长河，让思绪随星河长风肆流而去。一次又一次，在守望星空之际作重历性的遐思。

禹域沧桑，赤县文明犹如九曲之黄河，源远流长。
鸿蒙岁月里孕育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道哲学，都是以人本主义的眼光关注自身道德素质修养的文化谱系。自青牛西出函谷、圣人行游列国到诸子论道、百家争鸣，华夏先哲孕育民族底蕴之初，即有一种兼容并蓄的底气升腾四溢：孔孟讲究治国齐家，倾心自身价值之体现；墨翟圈定经验世界，关注务实生活；韩非强调道德律令，法治社会；老庄则醉翁之意在乎山水，以自然之心体恤自然。而自秦汉六合一统，儒登庙堂、墨流民间、道隐江湖以降，儒家思想成为"皇权天赋"的封建统治者的精神脊梁，自此孔孟之道迤逦而下，照耀中国社会两千余年。遥想孔子论学，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虽然隐隐闪烁务实思想的气息 ，却依旧洋溢浪漫主义之气质。孔子也曾经在满天繁星下作过这样的叹喟：“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从汉朝丞相董仲舒到宋明理学家朱熹张栻，一代代儒门弟子皆致力宣扬“天人合一，体用不二”，以功利之心牵引务实精神，将中国文明史导入现实理性的茫茫长夜，而缺乏由彼及此的内心反思。

近代以来，除了三十年前那场血腥的浪漫革命中高举法家大旗而将儒家文化全盘野蛮否定以外，对于传统文化的自省有过两次浪潮：一次是在二十世纪初叶的五四前后，以接受西方工业文明思想为背景，基于当时国内形势之实况，国人是以一种悲观否定的态度面对传统文化。耶鲁大学著名的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曾经以一个旁观者清的姿态在他《大国的兴衰》一书中作过这样的阐述：儒家文化在过去的一千余年里引导中国使之创造出世界上最优越的文明，但近代中国的没落，则亦是因为保守的儒家文化反作用力的原因。而另一次反思过程发生在二十世纪末叶到新千年之初，伴着改革开放的浪潮，从八十年代之初的老三届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我们身上。

百年前，留学东瀛的鲁迅先生深受明恩溥《中国人的素质》一书的震撼，痛心于国人的麻木不仁、蒙昧愚蛮，而誓从精神上疗慰民族之固疾。从书之写作背景看，明恩溥身为美国传教士，当然以西方的价值尺度来作为衡量东方人文素质的标准，不屑与偏颇的语态，更扬起了当时青年人自我拯救的激情。五四前后，又有满清遗老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和林语堂的《吾国吾民》，二书以英文行世。民族精神的自省，或者真的需要一种距离，需要走出庐山，方能识得真面目！但拖着小辫子的辜鸿铭以一种闭目塞听的老大帝国国民洋洋自得的心态著书。倒是爱衔烟斗的林语堂，颇能体表那一时代接受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读书人的心态。

文革之后，在经历了海绵吸水般的八十年代，我们又突然间发现自己已然身陷于现代主义的泥淖之中。伴着改革开放而成长起来的这代大学生，在思想体系价值观念的构建过程里，很大程度上汲取了西方现代人文精神的元素。听多了战后科技史上振奋人心的消息，自然而然地会对科学发展产生一种盲目的迷信。而科技发展带来的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无疑会助长了这代人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而漠视道家宣扬的“醉翁之意”。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除了儒家登上庙堂以后发展起来的以功利心牵引的务实主义将继续滋长以外，孔孟哲学中注重的“仁义道德”的人性的浪漫主义的光辉会否黯然，则是在不久的将来，即可揭开的谜底。

在千年之交的浮躁里，在全球经济政治日益一体化的今天。我们总不能再像五四前的国人那样，漠视彼岸的理想，漠视彼岸的信念，漠视文革时代曾经迷失过的对于人性的终极关怀。在物质文明日益发展的今天，我们岂能重步约翰·金斯堡的后尘，成为东方的嬉皮，走西方六七十年代经济腾飞时期青年们走过的弯路，成为脚下这个文明古国“垮掉的一代”。“中西文化的差别，不在于差距，而在于差异，提倡‘文化的民族主义''，是今天中国的当务之急”。

马克思以共产主义为其哲学实践之理想。李大钊先生曾经说：“试看明日之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们那一代人的理想引导了信念，引导五四的洪流，涤荡旧中国。潮落之时，赤县风尘里屹立起了人民共和国，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泱泱大国。共和国的拓创者毛泽东也在星空下描绘过新中国的蓝图：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他的目光穿透了茫茫长夜，脑海里，俨然已有了一个“社会工程的乌托邦之梦”。几十年后，邓小平擎起了改革开放的大旗，将这个乌托邦之梦一步一步兑成现实！

可是在今天的大学校园里，对于彼岸的关怀精神依旧缺席！市场经济的原则指引着今天的文教。今天的大学生，目光所及的只是计算机和英语的各种pass，而历来关注孩子所受教育的家长们也早已不再关心孩子的传统文化素养，他们的孩子需要的只是生存的手段！我也曾经听得有专家在媒体上振振有词地指出：今天的理工科大学生已经不再需要读大学语文，因为十余年的中小学语文教育就已经足够了。作为一个切身体会者，我鄙夷这样的官腔者。（听得这样的话，又有多少人会鼻酸如四川的泡菜！）当一个有十二亿人口五千年灿烂文明的泱泱大国，举国上下皆勤奋研习他国之语言，而漠视自身曾经被全人类引以为豪的文化，民族之不幸，甚莫过于此焉。

面对星空，大罗盘的星空，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伴着爱琴海澎湃的潮音，在星辰的自转和彼此的公转之中发现和谐与共存的真谛，并将之纳入自己的哲学思想。同样守望星空的张衡则在务实主义的引导下，制作成一架跨越文明时代的浑天仪。然而却是哲学引导了格物致知的岁月。当哈雷和他的伙伴们因为看到的拖着长尾巴的彗星而欢呼雀跃时，地中海畔欧罗巴半岛上又有谁会想到在东方遥远而古老的文明国度里，竟会有一位伟大的星象家（干德）因为第一个观测到它的来临而成为故国的罪人，在那些真知蒙昧的年代，扫帚星意味着天灾与不吉祥，而人文的生死、邦族的兴衰与晦涩的星象却是相通的。而当潮水般的铁骑兵临城下，中国历史上最富浪漫气质的君主之一的王莽带群臣虔诚地面向北极的天蒂乞求上苍的护佑，惊慌失措地叩拜直到额门鲜血淋漓，就在他的王朝如流星划过天空一般短暂历程中，他却完成了他脱离现实缺乏哲学思辩的荒唐“改革”。千年后，哥白尼在星空下的冥想之际承袭了毕达哥拉斯的思想，引导西方从蒙昧愚蛮向格物致知的岁月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怀疑须要有信念支撑起的勇气，也须要有理想的方向的指引。当布鲁诺的魂灵从罗马鲜花广场的烈焰中冉冉升起时，我想他一定已经看到了人类科学时代来临的曙光。千年后，终身蜇居柯尼斯堡小城里的康德抬起头来，这位西方古典哲学史上最后的大师这样喃喃自语：有两种东西，我们对之思索越是深沉与持久，它们所唤起的那种越来越大的惊奇就越会充溢我们的心灵，这两种东西，一是我们头上繁星密布的苍穹，一是留存于我们内心深处的道德律令。西方后现代主义价值体系的重建，在否定现代主义的种种弊端之外，我想亦将重拾古典之信念。在诗性的古典精神的牵引下，重拾理性的与自然相和谐的价值观念。

在江南古都的夜空下，傍着西湖守望辽阔茫远的星空，满天星辰闪烁若孩子顽皮的眼睛，却沉默不语。想起《周易》里的一句话：“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垂睫凝思，思之嗒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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